“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。苏轼一生跌宕起伏，为官四十载，任凭风云变幻、始终勤政为民，以其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、随遇而安的生活智慧和积极用世的不变初心，为世人留下了精神财富。去世前不久，苏轼在《梦中作寄朱行中》诗中写下了“至今不贪宝，凛然照尘寰”的著名诗句，既是对好友廉洁德行的期许，也是自己一生为政清廉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早在进士考试中，苏轼在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中就提出了“爱民之深，忧民之切，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”的为政主张。为母亲守孝期间，尚未出仕的苏东坡就与时任益州（今四川省成都市）知州王素探讨治蜀之道。他在《上知府王龙图书》中指出，养兵和爱民是地方政府治理的两大关键，需要统筹兼顾。这封书信，可以说是苏轼地方治理方略中爱民安民思想的萌芽。同一时期，他在《策别训兵旅二》中直截了当地提出“民者，天下之本；而财者，民之所以生也”的理念。守孝结束，返回京师途中，范仲淹次子、时任许州（今河南省许昌市）签判的范纯仁盛情邀请他到许州小住。即将出仕的苏轼联想到一路上民生凋敝，不禁有感而发，挥笔写下《许州西湖》一诗，表露出同情百姓疾苦的民本情怀。

　　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苏东坡任凤翔（今陕西省宝鸡市）签书判官，这是他为官的第一站，他勤勉为民，作风务实，履职后不久就赢得了“苏贤良”的美誉。

　　治政之要在于安民，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。凤翔府除了日常公务外，还有两大任务，一是终南山特产的木材，每年要编成木筏从渭水放入黄河，运到京师；二是凤翔是对西夏边防的后勤补给基地，负责粮草等战略物资的运输。而这两大任务，都由“衙前”被征召的百姓义务完成。

　　“衙前”之役，对于百姓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。他们不仅要无偿付出劳务承担运输途中的各种风险，而且物资运输途中如有受损，还必须赔偿。百姓不堪其苦，因此倾家荡产者不在少数，有的甚至还要遭受牢狱之灾。经过调查走访，问计于民，苏轼力主修改“衙前”陋规，大大减少了百姓运送官府物资的负担。

　　当时凤翔自然灾害频发，不是洪水滔滔，就是久旱不雨。苏轼来后两三个月不见雨雪，土地干涸，眼看庄稼就要枯死。面对严重的旱灾，他心急如焚，多次祈雨。久旱得雨后，他将官邸后花园的亭子起名为“喜雨亭”，并作《喜雨亭记》刻于亭上。一篇不足四百字的《喜雨亭记》，四次提到“民”，而比《喜雨亭记》更加短小的《祷雨蟠溪祝文》《凤翔太白山祈雨文》也分别四次提到“民”，可见百姓在其心中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。

　　熙宁初年，怀抱匡时济世之志的苏东坡纵笔写下给朝廷的奏疏，提出了“结人心”“厚风俗”“存纪纲”的施政准则和“人之寿夭在元气，国之长短在风俗”的重要论断。

　　在东坡诗文中关注民间疾苦、体现民本思想的作品俯拾皆是：《吴中田妇叹》描绘了江浙一带农民的悲惨生活，抨击了苛税弊政，表达了自己对民众的深切同情；《山村五绝》记录了民生困顿，流露出深切的忧国忧民之心；在《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》中，以复杂的心情写下“盐事星火急，谁能恤农耕”的诗句……

　　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关怀天下苍生是苏轼始终不变的情怀。元丰四年（1081）冬，是他被贬黄州后的第二个冬天，一家人的生活可以说是捉襟见肘、自顾不暇。此时天降大雪，苏东坡在《书雪》中表达了他的悲喜交加之情——喜的是瑞雪兆丰年，悲的是那些缺吃少穿的百姓度日艰难。他这种对百姓的悲悯情怀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，无论是在主政一方的高光时刻，还是处于人生低谷时，他的爱民恤物之心从未改变过。

　　元祐六年（1091）闰八月初，苏东坡离开京师，来到物华天宝、民风淳朴的颍州（今安徽省阜阳市）任知州。由于京城连年遭遇水灾，离颍州不远的陈州（今河南周口市）周边也水患不断。为解决这一难题，陈州的官吏们主张开挖八丈沟，也就是在陈州境内古代邓艾沟的故道上开挖三百多里的长沟，连接颍水，然后将水排入淮河，以解陈州一带之水患。

　　熟悉水利的苏轼，坚决不拍脑袋决策。他先是组织勘探小组，实地测量地形的高低，每二十五步就立一根竹竿，并记下每根竹竿的水位高低，一共立了近六千根竹竿。勘探测量的结论是，淮河涨潮时，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入淮口的水位八尺五寸。颍州地势本就北高南低，颍河行于南，而八丈沟行于北，如果按照原计划开挖八丈沟，势必将造成淮水倒灌，不仅解除不了陈州水患，还会使颍州成为一片汪洋。于是苏轼向朝廷提交了《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》。在他的据理力争下，避免了一场劳民伤财且毫无益处的浩大工程，不仅免除了十八万民工的劳役，还为朝廷节省了三十七万贯钱财。

　　抚今追昔，其忧国忧民、履职尽责的风范，其初心如磐、敢作善为的担当，足以垂范青史，为后世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初秋时节，溽暑渐去，清风拂面，不由让人想到苏轼在一篇文章中所写的：“享天下之利者，任天下之患；居天下之乐者，同天下之忧。”（汪维宏）